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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发云公司,王刚:海昏侯墓“孔子衣镜”所见“四科十哲”问题探论

文章来源:桃源资讯 发布日期:2020-01-11 17:04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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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发云公司,王刚:海昏侯墓“孔子衣镜”所见“四科十哲”问题探论

大发云公司,一、引言:从“七十贤徒”到“四科十哲”

“孔子衣镜”(此前称之为“孔子屏风”)是南昌汉代海昏侯墓出土的重要文物,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。在这件器物之上,除了现存最早的孔子画像及介绍性文字之外,孔门弟子资料也是重要组成部分。

习文史者皆知,孔门弟子号称有“七十贤徒”。《吕氏春秋·孝行览·遇合》载:“委质为弟子者三千人,达徒七十人。”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则曰:“孔子弟子七十,养徒三千人。”由此,涉及到孔门弟子问题时,“七十子之徒”是不可绕过的环节。

但在孔子衣镜中,限于体量和篇幅,他们不可能全部亮相,只能根据需要,有选择性地将一些“重中之重”的人物编排入内。而在这种选择中,首要的,是要尊重孔门传统。由此,我们注意到,“四科十哲”,成为了衣镜图文编排和撰作的重要知识基础。

所谓的“四科十哲”,来自于《论语·先进》篇,它将孔门的著名弟子分为了四个类别,共计十人。即所谓:“德行: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;政事:冉有、季路;言语:宰我、子贡;文学:子游、子夏。”因适中的数量及权威性,这一说法成为了“七十子”最重要的代表。由此,在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中,司马迁在引述孔子之言“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”后,首先列出的就是这十大弟子。也就是说,在太史公及汉儒看来,“七十子”固然是孔门杰出弟子的代表,但倘缩小范围,“四科十哲”则为首选。

这样的情形在出土资料中亦可获得映证。有学者对汉代孔门弟子画像石进行考察后指出,在这些画像石的榜题中,既有“七十子”的标示,更可发现与《论语》中“四科十哲”的一致性。作为一个重要事实,“很多人认可‘十哲’之类的人和事。”[1]要之,在论及“七十子”之时,无论是在传世文献中,还是在出土图像中,“四科十哲”的序列颇为重要与核心。

由本论题出发,我们不禁要问,这样的思维方式在孔子衣镜中,是否也有所体现呢?答案是肯定的。

我们注意到,在介绍孔子的文字中,这样论道:“孔子弟子颜回、子赣之徒七十有七人,皆异能之士。”但出现的几大弟子图像,则主要聚焦于“四科十哲”。此外,有一篇《衣镜赋》,它位于衣镜掩的正面,其中这样说道:“□□圣人兮孔子,□□之徒颜回、卜商。”[2]据笔者的考察,“颜回、子赣之徒”、“□□之徒颜回、卜商”云云,应该也是与“四科十哲”相对应的概念,它们作为“七十子”的代表,对于衣镜中的弟子编排及相关问题,发挥了指导性的作用。下面,笔者就不揣谫陋,对此作一初步的分析。

二、从“渊、骞之徒”到“颜回、子赣之徒”

翻检史籍,“孔子衣镜”文中所论的“孔子弟子颜回、子赣之徒七十有七人,皆异能之士”,与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中的表述具有高度的相似性,二者应该具有同源文本及理念。

在《仲尼弟子列传》中,开篇这样说道:

孔子曰:“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,皆异能之士也。德行: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;政事:冉有、季路;言语:宰我、子贡;文学:子游、子夏。师也辟,参也鲁,柴也愚,由也喭,回也屡空。赐不受命而货殖焉,亿则屡中。”

太史公首先引述:“孔子曰:‘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,皆异能之士也’”接续而来的文字,就是“四科十哲”,他是以此作为“七十子”的核心代表。而衣镜文在“皆异能之士”的表述之前,则是直接以“孔子弟子颜回、子赣之徒”加以概述。在同源文本的视野下,我们的问题是,代表“七十子”的“颜回、子赣之徒”,是否也是由“四科十哲”中抽绎而出的呢?笔者以为,事实正是如此。

在西汉大儒扬雄所撰的《法言》一书中,有一篇名为《渊骞》,它以“七十子”为核心展开讨论,一开篇即问道:“渊、骞之徒恶在乎?”汪荣宝指出,依据此书《学行》注所言,“徒犹弟子也。”由此可推定的是,“渊、骞之徒,犹言七十子之弟子。”汪氏还进一步指出,这一理念推出的根据是:“《仲尼弟子列传》以颜渊、闵子骞居首,故举渊骞以统其余也。”[3]我们知道,汪氏所谓“举渊骞以统其余”,虽标示其出于《仲尼弟子列传》,但文本源头乃是《论语》所载的“四科十哲”。也就是说,以“四科”的概述性说法来指代“七十子”,在汉代是有例可循之事。

与扬雄的“渊、骞之徒”相类,“颜回、子赣之徒”为同一类型的表达法。所不同在于,扬雄在居首的“德行”科中,将颜渊和闵子骞列出;而衣镜文中的“颜回、子赣之徒”,则是将“德行”科的颜渊和“言语”科中的子赣(贡)并列,在前两科中各举一人,以概述“七十子”。由于这种手法比扬雄之论的概述性更强,接受程度也更高。

由此可注意的是,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载:“以德服人者,中心悦而诚服也,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”汉儒赵岐注曰:“颜渊、子贡等之服于仲尼,心服者也。”[4]此外,据《汉书·楚元王传附刘向传》,西汉时代的大儒刘向曾在奏章中有言:“昔孔子与颜渊、子贡更相称誉,不为朋党。”据《后汉书·独行列传》,东汉时代有人将自己弟子比附为孔门中人,“名为‘颜渊’、‘子贡’、‘季路’、‘冉有’之辈。”看来,在整个汉代,“颜回(渊)”、“子赣(贡)”常可并论,在那时,以“颜回(渊)、子赣(贡)之徒”来概述“四科十哲”,进一步指代“七十子”,应该是可接受的通例。

在此,需稍加辨析的一个问题是,汪荣宝虽然准确地将“渊、骞之徒”与“四科十哲”加以联系,但在他看来,“渊、骞之徒”为孔门再传,指的是“七十子”的学生辈。倘从语义上加以分析,汪氏乃是从“颜渊、闵子骞等七十子的弟子”这一层面上,去进行释义的。这种看法在语义上固然可通,但它只见其一,不见其二。因为“渊、骞之徒”,更可指“颜渊、闵子骞这些弟子们”,直接对应着“七十子”,而不是再传弟子。

在衣镜文中,已明言“孔子弟子颜回、子赣之徒七十有七人”,由于直接对应面就是“七十子”,很显然,“颜回、子赣之徒”在此属于后一种意义指向。还可注意的是,在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及《汉书·儒林传》中,亦载道:“仲尼既没,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。”在此,“七十子之徒”指的也是子贡等孔门嫡传,而非再传弟子。不仅如此,在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其他篇章中,此语凡有明确所指者,皆与此同一意义指向。[5]也就是说,至少在汉代,“七十子之徒”主要指的并不是孔门再传,而就是“七十”门徒们。衣镜文所采取的,正是当时的通行用法。

值得提出的是,对于这一概念或名词的使用,虽然还可以找到许多旁证加以坐实,但我们也注意到了材料方面的一点疑问。那就是,在“言语”科中,列出的是“宰我、子贡”二人,那么,何以不将宰我与颜回并列呢?在笔者看来,在“言语”科中弃宰我,而将子贡与颜回排列在一起,作为“十哲”及“七十子”的代表,原因主要在于,《论语》等文本中宰我形象的消极影响。

宰我能进入“四科十哲”,说明其曾经获得过孔子的高度首肯,尤其在“言语”方面,颇有造诣。但这些应该主要发生在孔子早年,后期他的一些言行引起过夫子的不满,并对其说过一些重话。如孔子曾言:“吾以言取人,失之宰予;以貌取人,失之子羽。”[6]既说明了后来对宰我的不满,却也反过来证明了,早年对宰我在“言语”方面的欣赏。这样的情形在《论语》中亦可得到某种映证。《公冶长》篇载,宰我“昼寝”,孔子对这位弟子不好向学的惰行,愤怒地指斥道:“朽木不可雕也”,并且指出:“吾始于人也,听其言而信其行;今吾于人也,听其言而观其行。于予与改是。”因这样的记载,宰我的“言语”,后来不仅不能成为他的光荣,反倒成了一种负面标签。前所引及的“以言取人,失之宰予;以貌取人,失之子羽”云云,就是将他与子羽(澹台灭明)加以比较,作为负面形象,以衬托后者。衣镜文亦将此语收入,可见宰我在“言语”方面的负面影响之大。[7]有了这样的背景,在“言语”科中选取代表人物,弃宰我而用子贡,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
不仅如此,在孔子晚年,随着颜回、子路等弟子的纷纷离世,子贡成为了孔子最为信赖的学生。孔子离世之前最为期待见到的就是他,离世之后的丧事亦由其主持,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:“是孔子晚年最得意的门生。”在孔子过世后,“尽管子贡没有名正言顺地举起孔门‘帅旗’,但其在孔门弟子中突出地位似乎也已基本确定。”[8]虽然此后孔门弟子发生分裂,子贡最终没有成为孔门的统领者,但他在晚期孔门中的突出地位,是无法忽略的。由此,以子贡,而不是宰我作为“言语”科代表,与颜回连及而言,即所谓“颜回、子赣之徒”,逐渐成为习惯,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三、“颜回、子赣之徒”与先“政事”、后“言语”问题

“颜回、子赣之徒”的称谓,是依据着今本《论语》“四科”的顺序:“德行”、“言语”、“政事、“文学”而定出来的。按照这一顺序,子贡作为“言语”的代表,紧接着“德行”而来,故而可与颜回并论。然而,可注意的是,在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中,“政事”科的“冉有、季路”排在“言语”科的子贡等人之前,与今本《论语》有异。那么,衣镜文为何不遵循这一次序进行排列呢?[9]

查核《仲尼弟子列传》,唐司马贞《索隐》指出:“《论语》一曰德行,二曰言语,三曰政事,四曰文学。今此文政事在言语上,是其记有异也。”[10]但具体原因何在呢?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。对于这一差异,清儒刘宝楠认为:“《弟子传》先‘政事’于‘言语’,当出《古论》。”[11]由于何晏《论语集解》序有云:“《古论》惟孔安国为之训说,而世不传;至顺帝时马融亦为之训说。”有学者遂以此为基点提出,在《论语》中的“四科”一章,此前采纳的为《古论》本,先“政事”后“言语”乃是最早的文本标准,他还认为,“孔氏《古论》早佚,流传是马融本。”“形成如此先言语后政事,恐怕出于东汉马融所改定,”并进一步推断,它影响了此后马融的学生郑玄对《论语》文本的改订。[12]

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理路,衣镜文中的“颜回、子赣之徒”,就不应该是来自于“四科十哲”的原始文本了。因为当时的《论语》文本次序还是先“政事”后“言语”。由此,前所论及的“颜回、子赣之徒”,与“四科十哲”的必然联系,就要遭到质疑。

但事实是这样的吗?答案是否定的。“四科”次序问题,今本所列渊源有自,不仅没有改窜,反倒应该是《论语》文本的常态。我们注意到,在河北定州所出土的西汉中山怀王刘脩墓《论语》中,“四科十哲”这一章的文字作:“……渊、闵子骞、冉伯……有、子路;文学:子游,子夏。”[13]在这里,虽然“言语”科文字有残,但由于“德行”在前,“政事”与“文学”联袂居后,很显然,“言语”必然接续在“德行”之后,“政事”之前,它与今本次序完全一致。与刘贺一样,刘脩离世于宣帝时代,定州本《论语》反映着早期文本的真实面貌。根据这一资料可断定,在《论语》文本中,先“言语”后“政事”绝无改窜可能,而是其原貌。

不仅如此,在东汉,马融之前的王充在其所著的《论衡·定贤》中,在论及“子贡之徒”时,是这样说的:“以辩于口,言甘辞巧为贤乎?则夫子贡之徒是也。子贡之辩胜颜渊,孔子序置於下。”按照王充的看法,是孔子将“子贡之徒”置于颜回之下,而其根据,应该就是《论语》中的“四科十哲”。这一观点得以成立的理由在于,在汉人看来,这一弟子序次,就是出于孔子所言。《新序·杂事三》云:“孔子曰:‘言语:宰我、子贡。’”很显然,汉人认为,“四科十哲”是孔子之言,而非“世俗”之论。石光瑛评价道:“是汉儒旧说皆以《论语》此节为孔子之言。”[14]由此,在汉儒看来,“颜回、子赣之徒”,不仅是当时广为接受的理念,而且确乎与《论语》文本中的“四科十哲”相契合。

还可一提的是,在汉代经学史上,《论语》早先有着所谓的齐、鲁、古三家文本。今本《论语》的源头可追溯至西汉成帝年间的张禹,他以今本《鲁论》为主,整合《齐论》,建构了“张侯本”,汉末的郑玄又在此基础上揉入《古论》,[15]魏晋时代的何晏则进一步融汇众家,成《论语集解》,从而奠定了今传本的规模。现在可以知道的是,定州《论语》属于《鲁论》,海昏《论语》虽未完全公布,但可确定为《齐论》,而且在汉代的齐、鲁、古三《论》中,前两者作为今文经学,早于《古论》,在武帝之前基本定型,司马迁所采主要是不避讳的《古论》本。[16]由此,刘宝楠所提出的先“政事”后“言语”来自于《古论》本,就似乎颇有见地。

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,在汉代,先“政事”后“言语”的排序,或许可与《古论》文本相应,但这一排序又不完全由今古文学派及所属文本所决定。据《盐铁论·殊路》,在昭帝时代的盐铁会议上,贤良文学们提出:“七十子躬受圣人之术,有名列于孔子之门,皆诸侯卿相之才,可南面者数人云。政事者冉有、季路,言语宰我、子贡。”这一排列次序正与《仲尼弟子列传》相同。很自然地,我们要问,这一立论根据是来自于《古论》还是《史记》呢?但答案是,与《古论》和《史记》应皆无关系。

我们注意到,《古论》出自于武帝时代,很可能来自于孔壁,至宣帝时代由官府转为隶定本后,得以广泛流传,此前,获睹者罕。故而《论衡·正说》曰:“宣帝下太常博士,时尚称书难晓,名之曰传,后更隶写以传诵。”盐铁会议的时间早于《论语》隶写的宣帝时代,来自于民间的贤良文学应该是看不到古文本的,至于《史记》文本,根据我们的研究,也非他们所易见。[17]如果依据今文《论语》文本,无论偏于齐的海昏本、还是属于鲁的定州本,都不应如此排序。在此,最大的可能乃是,汉儒对今文《论语》文本排序做了调整,最终有了这样的结果。

由此作进一步的探究,就可以发现,在战国两汉,虽然“四科十哲”是广为流传的孔门传统,但对其引述之时,不一定要完全依据原文本,它是可以根据需要适度调整的。典型例子出现在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:“宰我、子贡善为说辞,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善言德行。”对照《论语》文本,此段文字显然与“四科十哲”章相合,由于孟子在引述时,所讨论的主题为所谓的“知言”问题,故而将“言语”提至“德行”之前。同样的,再审《盐铁论·殊路》中的文句,也可以发现,讨论的焦点是孔门弟子的政治才能,故而将“政事”推前,“言语”居后。文中所谓“皆诸侯卿相之才”,“可南面者”云云,正反映着这种意识。尤为重要的是,这种所谓的“诸侯卿相之才”,“可南面者”,作为孔门弟子的鲜明特色,在战国至汉以来,已几乎成为了一种通论。如在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、《汉书·儒林传》中,在论及孔门弟子时,这样说道:“自孔子卒后,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,大者为师傅卿相,小者友教士大夫,或隐而不见。”不仅在思想意识,甚至措辞上,都与贤良文学们声气相通。

总之,先“言语”,后“政事”,固然是符合《论语》文本的排序,但由于思想意识的驱动,在汉代,先“政事”后“言语”,亦成为一种重要的选项。由此,与“颜回、子赣之徒”的表述相仿,“颜冉”,即颜回与冉有亦可以并称,它虽没有前者那么普遍,但可以反映“四科”的另一种次序安排。如《汉书·宣元六王传·淮阳宪王刘钦》曰:“颜、冉之资。”

在此需加以注意的是,颜师古囿于《论语》文本,将其解释为:“颜,颜回也。冉,冉耕也,字伯牛。皆孔子弟子。《论语》称子曰:‘德行: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。’”然而,这是一个误判。由前已知,在汉代,“德行”科一般以“渊、骞之徒”加以表述,即将“德行”科中的前两人颜渊、闵子骞并论。一般情况下,按照惯例,是不能跳过闵子骞,而直接将颜渊和冉耕并论的。[18]

以前所引及的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为例,我们注意到,孟子虽然将“言语”和“德行”的次序作了调整,但每一科的内在次序还是有其规律的。“宰我、子贡”的排序,与《论语》原文本相合。在“冉牛、闵子、颜渊”的排序中,与《论语》文本相较,则是将排在最后的仲弓省略,然后,再按照重要性,层层递进地作排序,虽与《论语》文本的次序正相反,但内在的逻辑是很清楚的,就论题而言,它每一科的内在次序是严谨的。由此,“颜、冉”之“冉”,不太可能是冉耕,因为这种乱其次序的做法,不符合当时对“四科”的表述及引用。要之,此处的“冉”,应该就是“政事”科的冉有,而非“德行”科的冉耕。

当然,可能有人会认为,《汉书》中的这个例子在表达上并不够清晰,易生歧义,要完全坐实似乎还有一些差距。为进一步证明之,我们可以再看看《后汉书·文苑列传·边让》中的文句,里面载有汉末大儒蔡邕对时人边让的一段赞誉之辞:“让生在唐、虞,则元、凯之次,运值仲尼,则颜、冉之亚。”在这里也出现了“颜、冉”,并且联系上下文,可以确证,在汉代,“颜、冉”并称时,其指向一般来说,就是颜回、冉有。

由这段文字可以知道,蔡邕将边让与尧舜时代的“八元、八凯”,孔子弟子中的“颜、冉”相提并论。细绎文字,可以发现,这种比附中有着对边让政事能力的推崇。据《左传》文公十八年,“八元、八凯”以治国理政的能力而著称,即所谓“以揆百事,莫不时序,地平天成”,“内平外成”。我们知道,孔门弟子中的“冉耕”未闻其政事能力如何,仅以身列“德行”科为后世所知;而冉有则居于“政事”科之首。毫无疑义,在汉代,一般来说,“颜、冉”之中的“冉”,应该指的就是冉有,而非冉耕。要之,“颜、冉之资”中的“冉”,是冉有,而非冉耕,颜师古的误判不能成立。

在此,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,蔡邕在汉末主持熹平石经的刊刻,与古学派分庭抗礼,其中《论语》作为重要经籍,所用为《鲁论》本。[19]由此,蔡邕所采《论语》也应为这一文本,至少是今文学派本。如果先“政事”后“言语”,是来自于《古论》,那么,蔡氏所谓的“颜、冉”云云,就显得有悖情理了。看起来,汉儒所谓的先“政事”后“言语”,主要不是由于文本使用之异,而是因行文上的考量和习惯所导致。

四、“□□之徒颜回、卜商”与衣镜的图文编排

有了以上的知识基础,再来看“□□之徒颜回、卜商”,就可以发现,它也与“四科十哲”及“七十子”关系密切。我们注意到,此句接续“□□圣人兮孔子”而来,前一句论述圣人孔子,很自然地,后一句讨论的就是孔门弟子了。它与前所述及的“孔子弟子颜回、子赣之徒七十有七人”正可呼应,只是语序上倒置,语言表达上也相应地稍有不同。

何谓语序倒置呢?“孔子弟子颜回、子赣之徒”是将孔门弟子的名字列在“之徒”二字之前,而“□□之徒颜回、卜商”,则是将他们的名字置之于后。虽在表达上有异,但相较之下,很明显的是,二者指向一致,意义相当。既然“颜回、子赣之徒”由“四科十哲”抽绎而来,“□□之徒颜回、卜商”应该不例外,也当来自于此。下面,就具体论之。

我们知道,颜回是孔子最器重的学生,回是他的名,因为他字子渊,一般都敬称为颜渊;而卜商,则是孔子高足子夏之名。查核文本,他位于“四科”的“文学”一科,历来被认为是孔门弟子中最重要的传经人物,在经学领域,许多经籍的流布源头都可追溯于此。故而在衣镜图像中,他的形象是:“双手持一册打开的简册,正低头专心看竹简。”[20]就极好地反映了这种普遍认知。众所周知,自汉以来,儒家思想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,一个核心原因就在于,其所传五经或六经占据着神圣地位。汉武帝“独尊儒术”以来的思想界,由此被称之为“经学时代”。[21]从这个角度来看,子夏在孔门中的地位不可谓不重要。

然而,倘循此理路进行讨论,由本论题出发,有两大相关问题摆在面前,需作正面作答。

一是既然地位如此重要,子夏及其所在的“文学”科,何以在“四科”中居于末位?而不加以调整呢?

笔者以为,这里面的关键性因素,除了很可能孔子原话如此,后世照录之外,它与战国至汉代以来的经学思维关系更大。我们注意到,在经籍之中,除了首章,末章也是十分重要的篇幅,常常被认为寄托了重大情怀。如《春秋》经,除了首章“元年王春正月”之外,末章“获麟绝笔”,也被认为寄托了丰富的“微言大义”。再如《论语》,以《学而》作为开篇,体现的是“入道之门,积德之基”,末卷《尧曰》篇则“以明圣学之所传者,一于是而已。”[22]要之,在经学思维中,由于重视“始”、“末”问题。子夏位于“四科”之末,不仅不减损其价值,反而是其地位的一种表现。由此,在“四科十哲”中抽绎代表人物时,颜回固然是首选,与之相配的,除了接续其后的闵子骞、子贡等之外,最后压阵的子夏,也可成为当然之选。也由此,“□□之徒颜回、卜商”,是符合“四科”的内在逻辑理路及相关思想序列的。

二是颜回、卜商皆为名,而不是字。按照当时的规矩,出于敬称的需要,大都以字称之。也就是说,从“四科”中将他们的名字抽绎而出,规整的称谓应该是“颜渊、子夏”,而不是“颜回、卜商”。在儒门之内,直称其名,只有他们的老师孔子有资格为之,他人出于礼貌和敬意,是不应该如此称谓的。[23]遑论后世之人呢?

当然,我们也注意到,在先秦两汉,由于颜回之名为人所熟知,在各种不同立场的人群中,也可以看到名而不字的情况,或者,或名或字,似乎比较随意,如《庄子》中就是如此。另外在《法言·君子》中,有所谓“回、牛之行德”的提问。但务必注意的是,《庄子》是偏于道家立场的,且行文不羁,而《法言》中所出现的提问,应来自于民间,由前已知,扬雄本人是以“渊、骞之徒”这样规范的敬称来称谓颜回等人的。不仅如此,我们还注意到,魏晋南北朝以后,以“颜回”,而不是“颜渊”为称谓者多了起来。如据《新唐书·李德裕传》,西汉时刘向所言的“昔孔子与颜渊、子贡更相称誉,不为朋党。”不自觉地被换成了“昔刘向云:‘孔子与颜回、子贡更相称誉,不为朋党。’”“颜渊”改为了“颜回”。甚至在《孔子家语·颜回》篇这样的儒家重典中,竟无一“颜渊”,皆作“颜回”,并出现了“颜回谓子贡曰”这样的句子,子贡称字,颜回反倒称名。

以上的例子固然说明了历史中的复杂性,具体原因,尚需做具体的分析。但就本论题出发,可以肯定的是,在战国以至两汉时代,只要是偏于儒家立场的读书人,那时的规范还是以“颜渊”称之,所以,除了前所论及的刘向、扬雄等例子外,无论是在《论语》还是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中,在“四科十哲”及相关称谓中,皆无颜回、卜商这样直呼其名的作法。不仅如此,前所引及的,赵岐的“颜渊、子贡等之服于仲尼”,王充论及颜渊与“子贡之徒”时,也皆是如此,以字称之而不名。孔子衣镜以孔门师徒为主题,颂扬之情不言而喻,褒词在在皆是。对颜渊、子夏等可谓充满了温情和敬意。既如此,也当如是。但是,它何以会在这一问题上违反常规呢?

在笔者看来,答案要到《衣镜赋》中去寻找。

众所周知,中国古代的诗赋是需要押韵的,韵脚就在尾字。因押韵的需要,对原来的用字作若干变化,是常有之事。我们注意到,《衣镜赋》的尾字从“方”、“光”、“常”,至“阳”、“央”等,皆可与“卜商”的“商”字押韵,查检韵书,如在《集韵》中,这些字大都在卷三的“平声三”的“第十”及十一部。[24]而子夏的“夏”字,则无法达成这一要求。为诗赋创作的需要,不以“子夏”称之,而代之以“卜商”之名,再进一步,为了与“卜商”之称相协调,弃置以字相称的“颜渊”,而用“颜回”一名,以至于撰作“□□之徒颜回、卜商”的文句,就不难理解了。也就是说,这不是常态下的称谓,而是诗文中的灵活变化。所以,可参校的是,在衣镜中,在对各位弟子进行图文介绍后,作为提要性的规范用词,并配以文字符号,明明白白地写着“●右颜渊”、“●右子夏”云云,正可说明这一点。

在此,还有一个联带问题需要加以回答,那就是,在“孔子弟子颜回、子赣之徒”的表述中,前者称名,后者称字,依据规范的称谓,应该为“颜渊、子赣之徒”才对。此句出现在介绍孔子的图文资料中,无音韵及其他相关约束的要求,本可自由表达。那么,我们不禁要问,它何以也会出现这种不规范的状况呢?

在笔者看来,最大的可能是,在衣镜制作的过程中,就图文资料的推出来说,应该是《衣镜赋》成之在前,然后才是对孔子及其弟子的图文撰作。因为这样的原因,颜回之名被沿用了下来。但进一步的问题是,为何不用子夏之名端木赐,以与颜回相配呢?毕竟“颜回、子赣之徒”一为名,一为字,二者本不匹配,质言之,是不够严谨的说法。

具体详情如何,现在已不得而知。但以笔者的揣测,不论是疏忽,还是为了求得与《衣镜赋》的统一,一个很大的可能是,因为“颜回、卜商”行文在前,在书写时不自觉受其影响,并最终失之于察。毕竟对于刘贺这一类崇儒之人来说,“颜渊、子赣之徒”这样的习惯用法,在当时的读写之中,无论是在口头还是笔端,应该才会极为自然地出现。也就是说,从心理习惯来说,书写时顺理而下,应该是很自然地写为“颜渊、子赣”,写成“颜回、子赣”,反而是件奇怪的事情,它的出现,应该是受到外界影响所导致。

然而,子夏也好,卜商也罢,指向为同一人。作为孔子弟子,在《衣镜赋》中,他与颜回一起合称为“□□之徒颜回、卜商”。依据现有材料,其内在的行文缘由已难以穷究。现在可进一步厘清的工作,是对其残缺之字加以补正。依据考古工作及资料整理者所提供的材料,前两字残泐,无法释读,故以“□□”表示之。那么,很自然的问题就是,这里残缺的是哪两个字呢?笔者以为是“七十”,它们以合文面貌而出现。

笔者作出这一判定的依据,是建立在仔细查考书写形制的基础之上的。审视《衣镜赋》图文,整篇诗赋从右向左,可辨析出十九列,每列为一句,共十九句。由于左侧残缺,文本已不完整,估测整个诗赋应在二十列以上。就本论题出发,值得注意的是,在十九列文字中,除最后一列整体无法释读外,其他各列的句子大多比较完整,皆顶格书写,每列的首字基本维系在同一水平线上,第十四行的“□□之徒颜回、卜商”,也正是如此。但仔细查核,可以发现,“之”字已基本顶格,在此之上绝无再容纳两字的间距,仅可容一字。

然而,如果由基本文义出发,“……之徒”这样的文句前面,仅补一个字是无法连贯成文的,它至少要两字以上。沿着上文的逻辑理路,并结合传世的文例及习惯,它们可以是:1.“孔子之徒”,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下》有:“季孙养孔子之徒。”2.“圣人之徒”,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有:“能言距杨、墨者,圣人之徒也。”3.“仲尼之徒”,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有:“仲尼之徒无道桓、文之事。”4.“受业之徒”,如《史记·礼书》有:“仲尼没后,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。”

由于在此句之前,有“□□圣人兮孔子”的表述,在这四种文例中,第1、2两种与之语义重复,出现的可能性不大,后两种虽然文义可通,但问题是,两字所占空间过大,也不大可能同时出现在顶格中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前所论及的“七十子”引起了笔者的注意,将“七十子”这几字补上,无疑文气畅通,是极佳的候选。但它的问题也是,可容纳一字的空间,补足两字尚且不能,怎么还可以补上三个字呢?“七十子之徒颜回、卜商”云云,无疑是不能成立的。但又可注意的是,在古文献中,“七十子之徒”往往可省略为“七十之徒”,如《论衡·率性》曰:“孔门弟子七十之徒。”《三国志·吴书·诸葛恪传》曰:“子张、子路、子贡等七十之徒。”结合《衣镜赋》的书写形制,我们以为,“七十之徒颜回、卜商”,与原文最为接近。

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,不仅仅在于将字补足后,文义畅通,更重要的理由在于,“七十”可构成合文,虽也有两字,但合为一字后,仅占据一格,以上其它几种补字皆无法做到这一点。众所周知,“七”与“十”为字形相异的两个汉字,但这是汉以后的事情,在古文字阶段,它们字形相近,很易混淆。我们注意到,在甲骨文中,“十”一般写作,在金文中,中间加肥,写作,与后来隶定的“十”字,在形体上已较接近;而“七”在甲骨文中就写作,与后来的“十”字字形一致,在战国文字中,它常常作或。篆书与之较为接近,在笔画上不再是完全的直线,因横竖的转折变化,而与“十”字区分开来。[25]然而,由于汉去古未远,在“七”字的写法上,往往还沿袭着古文字时代的遗风,不做横竖方面的转折变化,与“十”字差别较小。如在汉代的《汾阴鼎》中,有“枚之文,宋人误释为二十。”罗振玉指出,这是他们不能区分“七”与“十”造成的,罗氏还进一步指出,字形相近的这两字,汉人“以横画之长短别之。”[26]

在衣镜文中,罗振玉的说法再次获得验证。“十”写作,与后来的汉字字形一致,但“七”字则写作,与“十”字的差别,仅在于横长竖短,二者极易混淆。而更重要的是,当“七十”二字写在一起时,可合并为,它是在,即“七”字这一长横之下加一短横,共用一竖。在衣镜文中,在前所论及的“颜回、子赣之徒七十有七人”中,“七十”的写法正是如此。有些学者曾将其释读为:“颜回、子赣之徒才有十人”,并认为:“‘才’,疑为‘七’字讹。原文或作‘颜回、子赣之徒有七十人’,‘七’误写为‘才’,又置于‘有’之前。”[27]很显然,这是由于在文字学方面产生疏忽,发生了误判。在此,“七十有七人”固然不是“才有十人”,更重要的是,结合前所论述,这一合文的写法告诉我们,“□□之徒颜回、卜商”,当作“七十之徒颜回、卜商”为是。

由此,可再次确证的是,“四科十哲”是“七十子”之徒的核心所在,从中抽绎出代表人物,以代表孔门弟子,逐渐成为传统与习惯。前所论及的“颜回、子赣之徒”反映着这一指向,“七十之徒颜回、卜商”的表述,亦是如此。

还可注意的是,这一逻辑理路不仅仅在文字上加以表现,对图像进行考察,亦可见到若干端倪。其中最典型的,是衣镜中与孔子相配的五大弟子,应该也深受“四科”思维的影响。质言之,虽有五人,但应该是在“四科”系统上的一种调整。

查核衣镜上的图像,与孔子一起出现在衣镜背板之上的弟子有五人,这六人两两相对,分置于三个图框之内。以孔子为核心,由左至右,由上而下,其排列顺序为:孔子—颜回—子赣—子路—堂骀子羽(澹台灭明)—子夏。除了中间插入的澹台之外,其余四大弟子正是按照“四科”的“德行”、“言语”、“政事”、“文学”的顺序,从中各取一人,加以排列的。

笔者以为,这不是一个偶然,因为这样的排序是有例可循的,反映着当时的思想习惯。

证据就是山东平阴实验中学出土的汉代画像石,其中7号石为孔子见老子图,孔子率领自己的多位弟子,面向老子,根据榜题,孔子之后依次是“左丘明”、“颜渊”、“闵子”、“伯牛”、“冉仲弓”、“宰我”、“子赣”、“冉有□”、“子路”、“子□”、“□□”,在孔子身后,可辨析出11人,有学者指出:“除紧随其后的左丘明外,其他10人正是所谓‘四科十哲’,排序与《论语·先进》别无二致。”[28]

而由本论题出发,这样的一种图像排列给我们传递了两方面的重要信息,一是“四科”作为孔门弟子图像的核心,在汉代得到重视;二是这种“四科”人物图像,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添加人物。既然平阴画像石中可以添加左丘明,与此相类的是,孔子衣镜中增加澹台灭明,也就不奇怪了。这种增添固然可以说别有情怀,但不可否定的是,汉代在对孔门弟子进行图文编排时,“四科十哲”作为思维内核和原初模板,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,海昏侯墓“孔子衣镜”在这方面提供了又一个典型例证。

五、结论

通过前面的讨论,我们获得如下几点认识:

一、在衣镜介绍孔子的文字中,这样论道:“孔子弟子颜回、子赣之徒七十有七人,皆异能之士。”其中,“颜回、子赣之徒”的理念,由“四科十哲”中抽绎而出的。它与“渊、骞之徒”等表述一样,是汉代对于“七十子”的称谓通则。

二、“颜回、子赣之徒”的称谓,是依据着今本《论语》“四科”的顺序:“德行”、“言语”、“政事、“文学”而定出来的,与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中的先“政事”后“言语”的序列不同。但这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,今本《论语》文字上有改窜,恰恰相反的是,这是《论语》文本的原貌。汉儒所谓的先“政事”后“言语”,主要不是由于文本使用之异,而是因行文上的考量和习惯所导致。

三、《衣镜赋》中的“□□之徒颜回、卜商”,“□□”应为“七十”二字,并以合文形式出现,它也与“四科十哲”及“七十子”关系密切。但出于诗赋的创作需要,称名而不称字,并不符合一般通例,并由此可能影响到了衣镜文的书写。此外,衣镜中与孔子相配的五大弟子,应该也深受“四科”思维的影响。他们虽有五人,但应该是在“四科”系统上的一种调整,这符合汉代的文化习惯,并反映着撰作者的内在旨趣。

总之,在汉代论及“七十子”之时,无论是在传世文献中,还是在出土图像中,“四科十哲”的序列都颇为重要与核心。海昏侯墓“孔子衣镜”图文也遵从这一传统,对它的研讨,为相关问题的深化,提供了新的思考。

原刊于《中原文化研究》2019年第3期

作者简介:王刚,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,历史学博士。主要从事古文献与学术史,先秦两汉史的教学与研究,已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,出版学术专著三部。

[1]杨爱国:《山东汉画像石上孔门弟子图的启示》,中国汉画学会、四川博物院编:《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论文集》,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,2010年,第142页。

[2]参看王意乐等:《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》,《南方文物》2016年第3期,第63、64页。以下所引衣镜中的文字,未加特别注明者,皆引自于此。

[3]汪荣宝撰,陈仲夫点校:《法言义疏》,中华书局,1987年,第417页。

[4]焦循撰,沈文倬点校:《孟子正义》,中华书局,1987年,第222页。

[5]它们分见于《史记》之《十二诸侯年表》、《伯夷列传》、《仲尼弟子列传》、《货殖列传》;《汉书》之《货殖传》。

[6]《史记》卷67《仲尼弟子列传》,第2206页。

[7]王意乐等在《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》(《南方文物》2016年第3期,第66页)中认为:“(衣镜中的有关文字)为子羽和子我(宰我)传记。”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。宰我是作为反面陪衬而出现的,所以在衣镜的相关文字之后,很明白地写道:“右堂骀子羽(澹台灭明)”,虽然录入了宰我的言行,但并不将其作为传主之一,由此,图像中也仅有澹台,而无宰我。

[8]马勇:《中国儒学》第一卷,东方出版社中心,1997年,第47页。

[9]当然,我们也注意到,在后世亦有将“文学”置于“言语”及“政事”之前的说法,但一则这主要是唐宋以来的说法;二则很有一些是文人之辞,具有一定随意性。具体例子,可参看程树德《论语集释》(中华书局1990年),第742页。在汉代,由严谨的经学规范出发,主要就是“言语”与“政事”的前后次序问题,没有后世的那些状况,故而文中不再论之。

[10]《史记》卷67《仲尼弟子列传》,第2185页。

[11]刘宝楠撰,高流水点校:《论语正义》,中华书局,1990年,第441页。

[12]金德建:《〈仲尼弟子列传〉孔门“四科”先“政事”后“言语”辨》,《史林》1991年第2期,第80页。

[13]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:《定州汉墓竹简论语》,文物出版社,1997年,第49页。

[14]石光瑛校释,陈新整理:《新序校释》,中华书局,2001年,第328页。

[15]何晏《论语集解》序云:“郑玄就《鲁论》篇章,考之《齐》《古》,为之注。”杨伯峻则在《论语译注》的《导言》中说:“郑玄以《张侯论》为依据,参照《齐论》、《古论》,作了《论语注》。”

[16]关于这一问题,可参看拙文:《从定州简本避讳问题看汉代〈论语〉的文本状况——兼谈海昏侯墓〈论语〉简的价值》,《许昌学院学报》2017年第3期。

[17]关于这一问题,可参看拙文:《孔子评价与文本生成:海昏侯墓“孔子衣镜”文与〈史记·孔子世家〉“太史公曰”之比较研究》,《地方文化研究》2018年第4期。

[18]在《法言·问明》及《君子》篇中,有“颜氏之子,冉氏之孙”,“回、牛之行德”的讨论,将颜回与冉伯牛并论,但细绎文本可以发现,不仅它们所使用的习惯用词不同,更重要的是,颜回与冉耕并论的理由,是因为他们都德行高尚,但皆早死。故而,文中讨论的是“命”与“寿”的问题,它与指代及概述“四科”、“七十子”的问题无关。

[19]关于这一问题,可参看拙文:《文本与政治:熹平石经〈论语〉研究发微》,《华中国学》2018年春之卷

[20]王意乐等:《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》,《南方文物》2016年第3期,第63页。

[21]冯友兰以“独尊儒术”为分水岭,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分出了“子学时代”与“经学时代”两大阶段,他指出,在经学时代,“其立说无论如何新奇,皆须于经学中求有根据,方可为一般人所信受。”(氏著:《中国哲学史》上册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0年,第25、296页)

[22]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47、194页。

[23]如在《论语》中,孔子对弟子们称名,但文本中一般皆称字,同门之间出于相互间敬意,按规矩也称字。如在《子张》篇,“子张曰:‘子夏云何?’”“子游曰:‘子夏之门人小子。’”“曾子曰:‘堂堂乎张也。’”皆是如此。在此需要稍加说明是,在孔子面前时,出于对师长的尊重,弟子间应相互称名而不能称字,如在《公冶长》篇,子贡在孔子面前,回答自己和颜回之间的比较问题时,以“赐也何敢望回”云云作答;同样的,在《先进》篇,子贡在讨论子张与子夏时,以“师与商也孰贤”发问。

[24]丁度等编:《集韵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年,第211—226页。

[25]其字形变化的具体情形,可参看李玲璞主编:《古文字诂林》第二册,上海教育出版社,2000年,第689—695页;第885—892页。

[26]李玲璞主编:《古文字诂林》第十册,第887页。

[27]邵鸿:《海昏侯墓孔子屏风试探》,《江西师范大学学报》(哲社版)2016年第5期,第18页。

[28]杨爱国:《山东汉画像石上孔门弟子图的启示》,《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论文集》,第142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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